作者：毛志成
有时人们常把“文字游戏”视为贬义词，指的是有些作家写出的东西没有什么深刻思想，一味在玩弄词藻、雕琢文字上用工夫。其实，搞文字游戏与玩麻将、胡扯淡不同；果真能做到以文字为游戏，总得有些文化功底。一经具有或显示文化功底，就至少在客观上走近了文明感、美感。中国的文字本身，就具有美学标格。如搞书法的，搞篆刻的，写一点闲诗逸文的，都是文盲、半文盲不可企及的。
文学史上精熟搞文字游戏的大名家很多，作品的内容、思想本没什么，只因为文字形式、文字技巧卓越，那作品就成了千古名篇，千年不朽。原因在哪里？语言的美学标格颇高所致也。
唐朝的幼时神童、青年才子王勃，十四岁中举，后在沛王的王府里当了小官（修撰），再后来犯了错误、被逐出府，恰恰源于写“游戏文章”。但你看他后来写的“游戏文章”，文采何等不凡！
他的名作《滕王阁序》，实话说来，思想内容颇浅淡，无深刻性，一大半意思意在卖弄文字。然而他“玩文”玩得精，玩的美，就一下子跃升为美文精品。随便抽出几句，如“渔舟唱晚，响穷彭蠡之滨；雁阵惊寒，声断衡阳之浦。”“爽籁发而清风生，纤歌凝而白云遏。”以及“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让今天的“青年诗人”用现代派语言译出，意思也高明不到哪里。但你一经读读王勃的诗句，总会屏声敛息地体味出许多不可言传的意蕴。这种特殊能量，就包括美学能量。
比王勃更早些的，还有一位有名的人叫庾信，写了一篇长文《哀江南赋序》，四言体。每句都含一个典故，但你不理会典故，唯以平常的文字读之，也意达理通、词畅句顺。为典故而典故，这就有“文字游戏”之嫌，但人家的“游戏”又远非一般游戏可比，美得很。
古代的文化人在讲求立意深远、境界高雅之余，也常常喜欢玩一点文墨功力，包括用字、遣词、造句的本事，有时甚而只是为了凑趣，我看也不应该给予鄙薄。
《红楼梦》中的才子才女们作诗，那些诗大都是“玩文取乐”，也可叫做“文字游戏”。但那些诗即使没有什么高深思想，但文采是不可低估的。
元明时代的短篇通俗小说，如《三言》、《二拍》、《今古奇观》，每一篇大都汇进了一些诗词，乃至每一篇的篇首大都用一诗或一词做引子，其中的诗词未见得怎样高明，大都是作者为了显示诗才而作出的，有的甚而是为弄诗而弄诗。但这也更证明古代的中国作家都很重文才，认为“无文”便是不配当作家的头一个标志。我看，这一点对我们当代作家应该有启发。专会一味地舞弄大白话、大俗话、大土话，就算不得具有作家功力。古代很多作家都会写些回文诗、盘中诗、叠句诗、各式对联，搞些文字游戏。但就“玩文”而论，人家也是玩文的高手。
《古今奇观》中的短篇小说《苏小妹三难新郎》，有一大半内容都是以诗为戏。何以能将诗写得有趣、有乐、有噱头？只因为文字本身也可以营造出文化魅力、美学魅力。小说中佛印禅师写的130个散乱单词（每词均为两字），计为260字，居然经苏小妹破解之后，写出语意连贯的一首长歌，这样的文字游戏也无愧为高级“文字游戏”。
有一个很流传的笑话，说是七个秀才于赶考途中住进一个客店。店主有两个女儿，都是美女，一名大乔，一名小乔。七个秀才都想得到二乔中的一个，于是店主便示意七个秀才只凭作诗选婿，要求是诗中必须使用十个数字，且又不能显出堆字痕迹。其中的一位才子便是玩“文字游戏”的妙手，当即写道：十九月亮八分圆，七个秀才六个玄（够呛），五更四点鸡三唱，我与二乔一处眠。
文字游戏就是文字游戏，算不得什么有大学问、大才能，以此去当作家远远不够。但文字游戏又毕竟高明于其它的扯淡胡闹，因为它至少有一点文化含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