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花海波
他是位隐忍而有抱负的作家，早年以中篇小说《馕神小传》享誉全国文坛；然而，在上世纪９０年代，他却突然“销声匿迹”，经历了“沉默、沉默再沉默的阵痛期”；日前，新作《猿山》（湖南文艺出版社）甫一出版，就被评论家誉为“继《白鹿原》之后，中国最好的农村题材小说”，他就是著名作家、江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宋清海！
批判中国人的“功利观”
宋清海是我见过的最为低调的作家之一。这种低调不仅表现在他谦恭、随和的为人处事上，还表现在他对自己文学创作的评价与认识上——即便自己的作品在文学界获得较大的声誉，他仍是一副“不紧不慢，慢条斯理”的样子。
今年５月，宋清海长篇小说《猿山》出版，此书在天津书市上订购火爆，被评论家称为“可比肩《白鹿原》的中国现当代农村题材的小说”（朱树成），这在江西文坛产生不小的震动。可是，面对扑面而来赞誉与上佳的市场反映，宋清海只是淡然一笑。在这笑的背后，记者读到的是一份饱含“韧性”的自觉、自醒与自信。
翻开该书的落款，《猿山》实际上写于１９８６年，为什么今天才面世呢？宋清海解释说，这不是他有心作杰，也绝非“十年磨一剑”式的雄心与恒心，而是他懒散和思想飘浮所致。“在写完初稿之后，我突然发现我对笔下的人物‘权力’很有限，如果说初稿的写作是我‘支配’人物，那么在初稿完成后就是人物‘支配’我了。——小说中的人物就像我的‘导师’，引导我重新认识社会认识生活。”也就是这个时候，宋清海感到原小说“很不满意”，觉得还有更大的发挥余地，于是，根据人物的需要，在这２０年中，断断续续，将人物背后的生活、时代背景进行“丰满”，然后再拿到出版社出版……
记者：中国以农村为题材的小说很多，“传承”也很丰厚，那么你这部小说讲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宋清海：故事发生在我国北方一个叫猿山屯的小山村，这里住着以丁、赵两姓为主的几十户人家。上世纪５０年代初的某一天，赵家老二天丰复员回来了。天丰参加了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出生入死，屡立战功，作为战斗英雄，到北京开过英雄会，“首长开口就说给个副团长干干”，可是一字不识的大英雄不愿意，戴着个大金牌（勋章）回到家乡，受到了非同一般的接待。县长设宴欢迎，县城和猿山屯，万人空巷，争睹英雄风采。从此赵天丰成了猿山屯的特殊人物，常常忘乎所以，做出许多匪夷所思的事来。
丁承禄是和赵天丰一同参军的战友，又一同复员，只因为没有立功，在天丰光环下自觉无颜见江东父老，躲到晚上才回家。忍辱负重，埋头苦干，在家乡办起了全省第一个合作社，后来当了县委书记。作品以这两个人物的命运为线索，串起了猿山屯其实也是中国农村几近半个世纪的风云变幻。
记者：你的这部作品中，塑造了一批极其鲜活的农民艺术形象，我发现你对农民的生活极其熟悉，他们的得失沉浮、喜怒哀乐，他们的勾心斗角、你争我夺，常常在击节赞赏读来的同时，又觉得心酸难耐。
宋清海：我非常熟悉农民兄弟的生活，因为我也出生在农村。其实，在我看来，中国的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农耕文化为主，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农民赖以生存的是土地，那么在这块土地上诞生的文化是与土地密切相关的文化，我们称为“农耕文化”；与此同时，土地又与国家的关系联系得最紧，所以我认为中国的农耕文化实际上还是“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来源。
记者：读这部小说，你似乎有个巨大的抱负，那就是批判中国人几千年来的“功利观”，如何认识这个“功利观”？
宋清海：功和利，实际上就在我们身边，时时刻刻都有，人人身上都有，不需要“发现”。多年来我参观了为数众多的古村和古屯之后，发现我们的先祖为“功利”这两个字付出得太多、承载得太重。因为他们在房前屋后、廊坊亭榭的匾额上留下的大部分诤言都是鼓励后人求功名、多发财，我们这个民族在这里“陷”得太深了。我希望，我们这个民族的人们，在人生的历程中少谈一些功利，多发现一些功利以外的人生价值。
小说就是“小声说话”
记者：读你的小说，发现你的小说语言已经和小说的背景及时代融为一体，你如何看待小说的语言？
宋清海：小说的语言，就是小说人物背景中的一草一木。它自然得体、与小说人物既形成空间关系，也形成时间关系。应该说，它这个时候“脱离”了作者，这也是我前面说到的：小说写到一定程度作家会跟着小说中的人物走。小说的语言到了这个高度，是我个人比较崇尚的高度。
记者：当初你将文学看到很神圣，表现出一种狂热的热爱，最近我听你说“要将小说走进内心”，为什么会发生这种认识上的变化？
宋清海：其实，到今天我也没轻看小说。只是把“走向内心”，看成是小说的安身立命之地而已。这种反差看起来强烈，实际上是我对小说的“小”，有所心得之后才认识到的。当年梁启超先生在考察了西方文学之后，这位并不怎么看重小说的大学者竟发出这样的感叹：欲振兴民族之精神，必先振兴民族之小说。当年我在课堂上听老师说到这句话时，着实振奋了一番，当时真的想过：小说为什么不叫“大说”？为什么古来主流文化都看不起小说？谓之“稗”、谓之“小”？后来才明白：当代小说在半个多世纪里出现的问题，无论是政治的、艺术的，都因把自己变成“大说”的缘故。“大说”不是小说应该承担的，也承担不了。小说是“小声说话”，乃至“内心独白”。“小”是小说的生命力之所在。既然小说如此，作家也应“处小不处大”，别总想“大声说话”。只有“处小”，才能更深入、更全面地感受社会和生活。
记者：在这个快节奏的生活空间里，人们普遍有一种心理，那就是“抱怨”自己没有时间去读小说，尤其是像你这样长达６０万字的长篇。你有信心让读者朋友去读你的小说吗？
宋清海：我肯定不会强求某些人去读我的书。但我可以坦然告诉大家的是，我是诚心诚意投入了情感去写作的人，在小说中我没有唬人。我也自信，能一字一句读完这部小说的人，他不会后悔。读小说是要有心情的，同时我认为读小说也是一份“修养”，因为我觉得要获取更多艺术思想与精神陶冶，以致有自己独特的人生见解，还是在“大部头”的小说中。
写作曾经历过阵痛
与许多“卓然有成”的作家一样，宋清海也曾经历过写作的阵痛，用他自己的话说，“那是经历一次‘蜕变’”。这是指上世纪９０年代，以中篇小说《馕神小传》获第四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之后，宋清海这个名字在文坛突然“淡”了下来。在刊物发表的作品少了，出席作家协会的活动少了，朋友们能见到他面的少了，很多人都以为他不写了。“实际上，是我这个时期心情变了，不再有那么强烈的发表欲了，主要是不再有那么强烈的‘功利’心。”宋清海坦言，其实是他开始反思以前写作小说的方法与方式，觉得那样的写法很“可疑”。这种方法就是找一个合适的题材，然后套故事、人物和情节，后来他发现这样写下去很成问题，“总有一天会枯竭”。他认为这样的写作没有融入自己的生活，没有达到“真我”的状态。如果将作品草草写完，一味追求发表，更违背他的意愿。
现有朋友形容说，“那是宋清海静心修行，沉默、沉默再沉默的时期。而现在，他像火山一样爆发了……”
宋清海是对任何一件事都存有“敬畏心”的人，他说，在生活中，他总想发现点什么，却又怕忽略了什么，因为生活总是相辅相成。这样就养成了一个习惯，写完一部小说就放起来，之后不间断翻看，生怕有什么地方不够“完美”。还有一个习惯就是他喜欢将没有写完的小说在出差时带出去，那样在公干之余就可平心静气地“审视”它，与作品培养感情，直至发现不足或修改得更好。
在这个艺术被“边缘化”的时代，作家们都面临“为艺术还是为生存”的“两难”抉择，宋清海也不例外，他说，作家的首要问题，还是要生存。“当你面临生存问题的时候，总不能小说大于生存吧？只有解决了生存问题，才能把小说写好。小说只能是生活中的爱好，爱好写作，如同有人爱养宠物，有人爱养花草一样。”
对于自己的经历，宋清海直言没有经过什么“大风浪”。他介绍说，１９６５年参军，在部队干了１６年，１９８１年转业到南昌铁路局政治部的宣传部，１９８２年正式上班。“我在部队时就是文化干事，那时对文学就有兴趣，偷偷地写了不少东西。”到１９８３年，宋清海在《小说家》发表了第一篇小说，此后便被《新华文摘》转载。自那以后，他每年都有几个中篇小说发表。１９８７年，宋清海在武汉大学作家班学习，这个时候，“对文学才真正有点感觉，算是找到一扇‘门’”。他说。
宋清海坦言自己比较喜欢法国文学、俄罗斯文学，“那些充满悲悯的现实主义作家的作品，更能打动我”。而国内的小说他更欣赏明清小说，他说“那里面的语言真的到了出神入化的程度”。
人物简介：
宋清海，原籍辽宁庄河。从军１６年。戏剧创作始于部队。１９８３年开始小说创作。长、中、短篇及微型小说均有涉足。著有《鸡鸣店》等中篇小说十余部，出版中篇小说集《蜕壳》。以中篇小说《馕神小传》获第四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猿山》是其第二部长篇小说。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江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