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略特提出诗歌的四种叙述方式：与他人对话、互相对话、与自己对话和与上帝对话。当代诗人对上述的方式都有一个尝试的过程，然而得要领者甚少，大多是向人群大声疾呼或自己抱着难产的意识窃窃私语、娓娓自谈。有的干脆就把自己当成上帝，构筑一种侵略状态的话语霸权，这里就不加以细说了。当然，一些诗人的写作还是取得了一定成就的，这些成果直接或间接地作用于现代汉语，使其发生比较深刻的变化。比如韩东、于坚等第三代诗歌运动的代表成员。他们提倡民间写作，关注当下生活，用日常语境代替所谓神圣的叙述图景，这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和借鉴的。

    从我个人角度来看，诗不是绝对的，不能说“诗是一样的”（杨黎语），但也不是在时代与历史的层面上产生断裂，断裂只是一种文化现象而不非诗歌的本体呈现。诗歌应该是具有独立品质的，诗歌写作者也应该保持独立性。这里关键是诗歌语言和思想在每个写作者中的介入和融合。我觉得，语言在诗歌里才能体现出一种充分的自由，语言一旦进入诗，它就在寻找自己的方式表达，从而建构直通心灵的诗歌世界。但又不能过分强调通过语言叙述的重要性，“诗到语言为止”等理论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是很偏执的，不能达到自己与他人产生对位对话的完美可能性。过分装饰叙述而忘记抒情，过分追求词语的陌生化效果和表面意象的色泽繁复而忽略灵魂深处的东西，从而腾挪了诗歌内在的思考价值，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而更多的应该是让词语发光，赋予诗人的临时性情和永恒魅力。

    另外，诗歌不能仅仅是倾诉的。倾诉是自发的抒情方式，带有盲目的主动意识，没有一定的对象跟随而来。其实，诗歌的存在是倾诉与倾听的结合才算正常。诉是表态、表达，听是接受和检验，这是一个互动的过程，从而达到交流的可能。当前有些诗人倾诉不是，也不能很好地倾听，只是游离于表面意义的话语现场而四处放言，完全丧失了诗歌抒情和叙事的本义性。卡夫卡有一个比喻：“我在灵魂之路上跑得这么轻松、这么快，原来这条路是下坡路。”综观诗歌刊物上发表的诗作，包括《星星》、《诗歌月刊》、《扬子江诗刊》等核心刊物，有些写作者已经成为了只为写作而写作的人，把神圣的诗歌创作变成了一种写作行为，把语言当成是惟一的目的，这使得人精神丧失，把诗人推向远离智慧与良知的沼泽。这不是世俗的功利性，而是诗上的功利性，机器化的状态下，要多长就多长，要后现代就后现代，要下半身就下半身。

    我觉得，我们的诗歌创作既要保持与我们正在经历的时代相对称，又应该与个人经验和诗的叙述类型相适应的方法转换，也就是在公共写作经验和日常话语场景中保持特殊性，在生理、心理乃至文化上镀亮个人的色彩。这一点第三代诗人做得比较好，但又略显过火。要实现这种创作的可能性，诗歌绝不能抽空生活的意义和价值，不屈从于权力话语或知识体系。我是反对“知识分子写作”这一口号的，他们在神秘的语言密码和意识智慧中寻找的是一种叙述的强制状态，这完全脱离了诗歌的自我意识，成了一种宗教式的倾诉或命令。

    说了那么多，关键一点就是诗歌自我意识在写作者中达到操作的还原，把诗歌世界的个人性和历史感统一在一首首具体的诗歌文本中。这样，诗总能走在正确的探索道路上。（作者：蓝天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