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庐山说起司徒雷登这个人，对于60岁以上的人不会陌生。三十年代，他曾以美国传教士、教育家的身份，多次到庐山避暑。唯独1946年不同，他是以美国驻华大使的身份到庐山向蒋介石呈递“国书”。这在庐山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算是庐山自古以来第一次的传奇要闻，同时他又是配合马歇尔(美驻华特使)作为国共和谈调处人，打着为国共双方斡旋的旗号，往返南京和庐山，扮演了一个令人十分遗憾的角色。
　　司徒雷登于1876年出生在中国的杭州，前后在中国生活了56年。1919年受美教会之托，到北平筹办燕京大学，并自任校长，期间与中国军政界建立了紧密的联系。1926年其爱妻病逝后，司徒雷登没有再婚，全依靠自己的秘书傅泾波的体贴和安慰，1946年7月，出任美驻华大使。
　　1946年春夏之交，正是国共谈判最紧张的时刻，这年6月，司徒雷登在重庆会见燕大师生和校友时，同时会见了各方要人。此时毛泽东、周恩来特地请他吃一顿午饭，并谈起美国务院决定由魏德迈任驻华大使，周恩来得悉后，立即向马歇尔表示反对意见，并推荐司徒雷登，认为他无论在学识上，人格上，还是政治上的中立表现，都适合这一人选，于是马歇尔报请美国务院改任司徒雷登为驻华大使。司徒大使原在抗日战争中，态度是坚决的，力求用武力抵抗日本侵略军，协助中国抗日做了许多工作。当蒋介石挑起内战时，他开始也曾谋求与中共对话，开展国共和谈，没想到一年之后，司徒大使便与中共站在完全敌对的阵营里，从一个声名卓著的教育家，转变而为一个声名狼藉的外交官了。
　　司徒大使任驻华大使期间，于1946年7月18日从南京抵达庐山，陪同有马歇尔特使、参赞巴特沃斯、天津总领事史密司以及他的秘书傅泾波等。此时已在庐山的马歇尔夫人恺瑟琳及庐山“夏令营”青年男女百余人，迎于小天池。省长王陵基及管理局公务员，均在街头欢迎，街市商户均悬星条旗，表示欢迎和平使者。
　　司徒大使下榻脂红路8号(现175)别墅，还有他的秘书傅泾波同行，司徒对庐山的情景颇感亲切。20年前他曾数上庐山，某记者在河东路遇见司徒大使散步，要求谈及国共和平问题，大使表示中国目前并非外患，倘国共双方设身处地互相谅解，问题不难解决。
　　翌日上午10时，大使步行至主席行辕(美庐)向蒋介石呈递国书，接着又有英国新任驻华大使史蒂文森到“美庐”呈递国书。这是外国使者第一次在庐山向中国统治者递交“国书”的表演，下午4时半，大使再次谒见蒋介石，作就任后首次拜会，历一小时余。记者询问大使与蒋介石谈话情形时，大使表示“余与主席系6年前老友，谈话异常融洽而愉快的。”午后6时，蒋介石、宋美龄约马帅夫妇，司徒大使游含鄱口。20日中午12时，司徒一行离牯转浔飞京。
　　7月27日下午4时，司徒由京抵山，与马歇尔同谒蒋介石，这次大使是带着在京与中共代表周恩来商谈的内容，再次与蒋介石交换意见，仍寓脂红路8号。次日大使患病，宋美龄亲往看望并带自己的“御医”诊治，在山的其他要员也纷纷前往慰劳。8月1日，大使病愈于下午5时谒见蒋介石，商谈“美海军陆战队”在“平津公路”安平镇，被八路军袭击事。5日他再次谒见蒋，就安平事件和平方案交换意见，蒋介石提出不合理的5项条件，同时确定由大使任主席的五人小组，国民党派吴铁城、张厉生参加，中共派周恩来、董必武参加，以讨论议定组织国民政府委员的协议，争取双方乐于接受，停战条件，马帅在座。6日上午离山。飞南京向周恩来转达蒋介石的5项条件，周恩来即严肃拒绝了蒋介石的条件，并指责蒋介石如此无理，应负内战责任，美国偏袒蒋介石也不能推卸参加中国内战的责任。大使表示无奈。
　　1947年3月，国共和谈破裂，中共代表撤离南京。此后司徒大使对和谈仍抱有希望继续保持与中共人士接触。这年8、9两月，他两次登庐山与蒋介石磋商，争取恢复和谈。对调整美国与中共的关系表现了积极的态度。而中共方面也表现了诚意、耐心与热忱，希望美放弃援蒋。
　　6月26日，从北京传到南京有关司徒大使的消息，毛泽东称司徒大使会被作为老朋友而受到欢迎。然而，美国政府在这关键时刻，表现了对中共新政权不切实际的顽固态度，美国总统杜鲁门阻止了司徒大使北京之行，从此司徒大使失去了同中共领导人直接会谈的机会，原先雄心勃勃，想要扭转中国历史车轮的司徒大使，终于感到回天乏术，无能为力了。
　　为此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再次向世界阐明新中国对美外交的原则立场，表明新中国将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即是倒向苏联一边，这给美国政府无理阻止司徒大使北上谈判是一大回击。司徒大使在完全失望之际，于1949年8月2日带着失望，带着遗憾的心情离华返美。从此，司徒大使结束了他50多年的在华生活，告别了他在传教、教育与外交官的生涯。
　　1949年8月18日，新华社发表了毛泽东署名文章《别了，司徒雷登》，毛泽东最后赞道：“司徒雷登走了，白皮书来了，很好，很好。这两件事都是值得庆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