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鄱阳湖浩渺无垠、波光潋滟的水域中，一群身姿曼妙、自带治愈笑容的“精灵”倏然跃动，它们便是有着“微笑天使”美誉的长江江豚。

　　长江江豚，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我国现存唯一的淡水豚类，数量不足1300头，因此被誉为“水中大熊猫”。江豚在地球上已经生活了2500万年，是名副其实的长江“活化石”。我们的祖先在4000年前就以泥塑的形式记录了江豚的绰约身姿。

　　而今江豚栖息地收缩至历史最低范围，它们仅在长江中下游干流与鄱阳、洞庭两大通江湖泊间艰难维系。据统计，长江干流江豚约595头，洞庭湖约162头，鄱阳湖约492头。可见，鄱阳湖江豚种群是长江以外最大的天然种群，鄱阳湖是名副其实的“江豚方舟”。然而，这艘承载着江豚存续希望的“诺亚方舟”，正因鄱阳湖水文情势的变化而风雨飘摇。

　　鄱阳湖是典型的过水型、吞吐型、季节性湖泊，丰、枯水期的湖体面积和容积相差极大，呈现出“高水是湖，低水似河”“洪水一片，枯水一线”的特殊景象，水文过程是鄱阳湖湿地生态系统维系及演化的主要动力。但2003年以来，鄱阳湖水文情势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总体表现为进入枯水时间提前、枯水期延长，枯水位降低呈常态化、趋势性，退水速率加快。湖区各水文站均出现历史最低水位，近20年鄱阳湖共有18年跌破6m水位进入极枯水期(1950年—2003年统计仅19次)。极枯水位频现，叠加极端气候变化，枯水期鄱阳湖通江水域面积大幅减少。

　　鄱阳湖水文情势的变化导致江豚面临枯水期栖息地萎缩、饵料鱼类锐减，围困搁浅风险加剧、枯水期与人类活动接触面积增加等一系列问题。虽然在长江十年禁渔和长江大保护等一系列利好政策之下，长江江豚种群数量有所回升，但鄱阳湖江豚种群受枯水影响恢复相对偏缓(多年平均增长率仅为4.2%)，显著落后于长江干流(增长率为9.0%)和洞庭湖(增长率为7.2%)种群增长。

　　江豚喜好坡度平缓、水深范围在3～12米的水域。2022年极端枯水导致江豚适宜的生境面积缩减至约80平方公里，不足正常年份的50%。2023年枯水期，有百余头江豚向饶河、信江尾闾和赣江北支上溯。在以往极少有江豚分布的金溪湖和修河尾闾，也分别发现了15头左右的江豚群体。

　　江豚为肉食性动物，主要以小型鱼类为食。近年来鄱阳湖枯水期退水明显加快，湖区频繁大范围干涸，鱼类大面积搁浅。尽管十年禁捕后鱼类资源有所恢复，但受枯水情势常态化影响，小型鱼类栖息地严重萎缩，江豚适口鱼类如䱗、贝氏䱗和短颌鲚等鱼类资源快速减少。以2022年为例，其资源量相比于2021年分别下降了92.2%，98.6%和46.5%，即使䱗和短颌鲚在2023年有一定回升，但总体仍处于较低水平。

　　近年来鄱阳湖退水速率明显加快，部分江豚滞留于碟形湖和沙坑中，搁浅、受伤和意外死亡风险大幅增加。2019年因鄱阳湖提前进入极枯水期，约59头江豚滞留于主湖区的5个沙坑中;2022年极端枯水位期间，在松门山南部仅约17平方公里的水域，集中分布了约150头江豚，无法主动迁出。

　　江豚为了觅食向五河干流等两岸宽度狭小区域转移，这些区域水面较窄，水深较浅，与人类活动区域高度重叠，增加了江豚栖息风险。

　　为应对以上情况，多部门近年来在鄱阳湖江豚保护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修订和出台多项政策法规，成立水生生物保护救助中心，组建200余支专业护渔队，吸纳2000多名志愿者，连续多年开展增殖放流活动。但是，江豚生存面临的危机根本原因还是在于鄱阳湖天然水文节律的变化引发的枯水情势常态化，这已成为江豚生存繁衍的最大制约因素，从源头上解决枯水情势常态化问题刻不容缓。

　　近年来，鄱阳湖水文情势的变化已导致江豚等重要水生生物适宜生存空间受到严重挤压。保护江豚的关键在于恢复鄱阳湖的自然水文节律，核心在于对鄱阳湖出流的控制，采取工程措施是恢复鄱阳湖自然水文节律的重要手段，能够有效缓解枯水期江豚栖息地萎缩、食物短缺、意外搁浅等一系列问题。为留住长江江豚最后一抹微笑，唯有重启鄱阳湖水的自然脉动，才能托起那抹微笑游向下一个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