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海昏侯墓“孔子衣镜”或将揭开种种千古谜团
2018-06-08 08:57:07 来源: 南昌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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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标题:“孔子衣镜”有望破解千年谜团

  孔子弟子子张生年是否有误?《齐论语》失传1800年能否重现?

 

  孔子像衣镜架

  

  竹简

  

  

  市民参观考古成果展

  孔子弟子子张生年是否有误?《齐论语》失传1800年能否重现?

  一面汉代的穿衣镜,竟然与“天纵之圣”孔子有关,或将揭开种种千古谜团。2015年,南昌西汉海昏侯墓的考古成果开始对外公布,出土的1万余件(套)珍贵文物,对研究中国汉代政治、经济、文化具有重要意义。其中一件“孔子衣镜”,上面绘有孔子画像,是目前已知最早的孔子形象。“孔子衣镜”上的文字记录了孔子及弟子的生平,而且关系到《史记》成书过程与失传1800年的《齐论语》,引发了考古界的研究和热议。

  “孔子衣镜”为“图史自镜”之用

  南昌西汉海昏侯墓的主椁室内,出土了一件漆木立镜,上有孔子及其弟子的画像及传记。之前有专家曾称之为“孔子屏风”,但考古专家王仁湘考察实物后认定此“屏风”实为立镜。

  “孔子衣镜”集镜体、镜背、镜掩(镜盖)、镜架与图文为一体。其中镜体为光洁的矩形铜板,长70.3厘米,宽46.5厘米,厚1.3厘米,镜缘厚1.2厘米。出土时从中间断裂为上下两块,通体素面无纹饰。镜背木质,保存较完整,长96厘米,宽68厘米,中部置镜处厚6厘米,四周镜框处厚11.8厘米。镜背表里均髹红漆,孔子画像绘于镜背上。衣镜上的孔子儒雅、内敛、谦恭,以布衣形象示人,孔子弟子形象极具个性。镜背表面左上侧绘孔子像,左下侧绘子羽(澹台灭明)像。孔子及其弟子形象刻画真实而生动,线条简练,比较同时期的绘画,如各种墓葬壁画或马王堆汉墓所出帛画,风格大不一样,而且技艺十分高超,显然不是一般匠人所绘。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专家王楚宁推测立镜规格较大,亦具备屏风的功用。

  “孔子衣镜”上共有1850个字,其中衣镜背面关于孔子的文字记载600字,关于颜回的内容有250个字,子贡200个字,子路150个字,澹台灭明150个字,子夏170个字。衣镜上的《衣镜赋》有19行文字,《衣镜赋》屏板正面除了《衣镜赋》,还有“钟子听之”4个字,背面有子张的介绍180个字,曾子的介绍20个字。专家表示,对于圣人与弟子画像出现在衣镜上的作用,《衣镜赋》作了很好的解答:“临观其意兮不亦康,气和平兮顺阴阳。”

  王楚宁认为,“孔子衣镜”最重要的功用是供刘贺“图史自镜” 之用。古人很早就将铜镜的“借鉴”功用类推到了人与事的“借鉴”之能,《诗经》中记载:“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孔子及其弟子是儒家最为推崇的圣贤,是儒士修身时最好的“借鉴”。“孔子衣镜”的“镜背”上不仅写有孔子的生平传记,还有“子张问干禄”(为官之道)、“子夏之门人问交”(交友之道)等关乎修身齐家的内容。考虑到刘贺的师傅与属官王式、王吉等人皆是一世硕儒,故其立镜上出现孔子及其弟子绝非偶然,当为“图史自镜”之用。

  王楚宁认为,汉代漆木器的制作较为困难,“一杯棬用百人之力,一屏风就万人之功”。“孔子衣镜”作为形制与屏风相类的立镜,制作过程应当更加困难,再加上绘有至今发现最早的孔子及其弟子的画像并写有大量文字,因而意义非凡。与“孔子衣镜”类似的“司马金龙墓出土漆屏风”就因其重要的历史、艺术价值,不仅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且入选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与“司马金龙墓出土漆屏风”相比,“孔子衣镜”作为更为罕见的大型立镜,年代更早、所绘人物更为著名、出土墓葬的主人地位更高,并且由于“孔子衣镜”关系到《史记》的成书过程与流传情况,也涉及到失传1800年的《齐论语》,故而价值更高。

  《子张篇》或揭晓子张年龄之谜

  王楚宁针对“孔子衣镜”,提出了全新的观点。在他所撰写的《关于海昏侯墓的林林总总之“孔子立镜(孔子屏风)”》一文中,对部分文字进行了释读。

  在目前对外公布的“孔子衣镜”图片中,王楚宁发现有一段文字以子张的内容为主,因此称其为《子张篇》,文字共四纵列,篇幅完整,尚能识别110余字,主要介绍了孔子弟子子张的言行事迹。

  其中第一列:□子□子曰顓孫師,陳人,字子張,少孔子十(廿?)八歲。子張問干禄,孔子曰:“多聞闕……”

  第二列:……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子……

  第三列:……張曰:“子夏曰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不可者距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

  第四列:……能。我之大賢與,为人□□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距我,若之何其□人也。

  这篇文字亦见于今本《史记》与《论语》之中,补阙之后全文150余字,依据内容可以分为三段文字。第一段文字介绍了子张的个人情况,《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关于子张的部分与此段文字大体相同,但此段文字中关于子张的岁数与《史记》不合,《史记》作:“颛孙师,陈人,字子张,少孔子四十八岁”。无论 “孔子衣镜”上本段的数字是“十”还是“廿”,都与《史记》的记载有出入。古人已经注意到了子张生年的问题,如清代梁玉绳就对《史记》中的“(子张)他日从在陈蔡间,困,问行”提出过疑问:“孔子厄陈、蔡年六十三,子张少孔子四十八岁,则是时子张才十五岁,恐未必从行也。”王楚宁认为,如果子张比孔子小二十八或一十八岁,则孔子六十三岁时子张已三十五或四十五岁,就可以从行了。

  《子张篇》篇幅完整,只记载了“少孔子十(廿?)八歲”一个时间点,故推导子张的生年不能单从《子张篇》入手,还需要更多材料的公布,尤其是子夏的材料。王楚宁认为子夏生年是子张生年的重要参考,《论语》中明确记载的与子张发生直接联系的孔子弟子就是子夏。子夏与子张年龄应差不多,故而子夏的门人能够向他询问交友之道。也正因为年龄相近,所以子贡才会将两人作对比,向孔子发问“师与商也孰贤?”关于两人的生年,今本《史记》作:“卜商,字子夏,少孔子四十四岁”,“颛孙师,陈人,字子张,少孔子四十八岁”,只相差四岁。所以,只要知道了子夏的生年,就能够确知子张的生年是否有误。

  “孔子衣镜”与《史记》有重大关联

  对外发布的“孔子衣镜”图片上,还有一段关于孔子的文字。王楚宁考证后,初步进行了释读。

  文字第一列:……人也,曰房(防)叔。房(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顏氏……

  第二列:……故名丘云,字中(仲)尼。姓孔,子氏。孔子為皃(兒)僖……

  第三列:……皆聞(稱?)其賢也。魯昭公六年,孔子盖卅矣。孔子……

  第四列:……□久,天下聞其聖,自遠方多來學焉。孔子弟子顏回、子赣(贡)……

  第五列:……□之間。魯哀公六年,孔子六十三。當此之時,周室微,□(王?)道壞……

  第六列:……必四面起矣,強者為右。南夷與北夷交,中國不絕若(如?)……

  第七列:……二□(公?)事是非……

  第八列(左侧板第一列):……

  第九列(左侧板第二列):……鲁哀公……

  第十列(左侧板第三列):……十餘世,至于今不絕,學……

  王楚宁认为,文字的大部分内容与今本《史记》相同。第一列至第五列似出自《史记·孔子世家》;第六列明确出自《公羊传》;第五列后半段、第六列前半段与第七列虽能成句,但未见于现有古籍,不能确知来源;第八列、第九列缺失过多,未能详述;第十列虽有阙文,但极似《史记·孔子世家》正文之后的《孔子世家赞》。就有关孔子的文字,并结合《子张篇》的内容,不难发现“孔子衣镜”上的文字与《史记·孔子世家》虽有不同但极其相似,两者肯定有着重要的联系。

  《史记》成书之后并未流传于世,而是“藏之名山,副在京师”,在宫廷秘府与司马迁家属处各存一份,秘不示人,直到“宣帝时,迁外孙平通侯杨恽祖述其书,遂宣布焉”。杨恽在地节四年(公元前66年)因告发霍氏谋反有功而封平通侯,海昏侯刘贺则薨于宣帝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从时间上讲刘贺活到了《史记》宣布于世,但王楚宁认为海昏侯刘贺在宣帝时代是难以见到《史记》的。因为西汉朝廷严格控制诸侯王拥有《史记》。成帝时,东平王向朝廷求取《太史公书》(《史记》),朝廷认为“《太史公书》有战国纵横权谲之谋,汉兴之初,谋臣奇策,天官灾异,地形厄塞,皆不宜在诸侯王”,遂不予。成帝时诸侯王尚需向朝廷求取《史记》,可见《史记》在当时传抄有限,杨恽的“宣布”很可能只是将《史记》的名号公之于世,而非《史记》全书的广泛流传。刘贺作为废帝,言行都受到朝廷严格监控,是不可能从朝廷处得到《史记》的。

  既然《史记》的副本在司马迁的外孙杨恽手中,那刘贺能不能从杨家得到《史记》呢?王楚宁认为绝无可能。杨恽的父亲、司马迁的女婿杨敞是废黜刘贺皇位时带头上书的丞相,是刘贺的政敌。杨敞性格懦弱畏事,不会把《史记》交给政敌刘贺,杨恽于宣帝时代才宣布《史记》,彼时刘贺已是废帝,受朝廷监控,故而刘贺不可能在宣帝时代见到《史记》,亦不可能从杨家得到《史记》。但也不能因此排除刘贺看过《史记》的可能。杨恽宣布《史记》之前,“迁既死后,其书稍出”。史书虽未明确记载司马迁的卒年,但应在武帝晚期至昭帝时代。海昏侯墓出土漆木器多为“昌邑九年”“昌邑十一年”造,这一时期正是昭帝时代,刘贺略有可能在昭帝时代看到稍出于世的《史记》。若“孔子衣镜”也造于这一时期,那其上的文字就略有可能源于《史记·孔子世家》。

  即便“孔子衣镜”上的文字不是源于《史记·孔子世家》,也不能否定其与《史记》的重要关系,“孔子衣镜”的文字与《史记·孔子世家》很可能拥有共同的母本。司马迁在论述《史记》编纂成书情况时说:“罔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可见《史记》中有不少先代古书的内容。汉朝官府搜集到的巨量古书都要交付太史公,“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可以想见司马迁在创作《史记》时一定大量参考了这些古书,故而他说“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如果《史记·孔子世家》是将古书中关于孔子的内容“整齐其世传”的话,那“孔子衣镜”上的文字就可能源自《史记·孔子世家》所参考的佚失古书,这也就能够解释为何“孔子衣镜”的文字与《史记·孔子世家》极其相似但亦有不同。因此,王楚宁认为“孔子衣镜”与《史记》肯定有重大联系,即便“孔子衣镜”上的部分文字不是源自《史记·孔子世家》,也应与《史记·孔子世家》来源于共同的文本。

  揭秘“孔子衣镜”与《齐论语》的关系

  《论语》对孔子与儒家思想的研究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与意义。因《论语》是由孔子的弟子与再传弟子编纂而成,故是最为可信的研究孔子与儒家早期发展的资料。

  对外公布的“孔子衣镜”文字内容中,还有两段与《论语》有关的文字,都出自《子张篇》。《子张篇》的文字与传世本《论语》有三处差异:“子张问干禄”今本作“子张学干禄”;“孔子曰:‘多闻阙疑’”今本作“子曰”;“子夏曰何”今本作“子夏云何”。

  王楚宁认为,在今本《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亦有“子张问干禄”一句,鉴于“孔子衣镜”与《史记》的重要联系,故可能取自《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或源于共同文本;“孔子曰”与“子曰”相类,考虑到“孔子衣镜”的作者若为保证对话中人物身份的准确与行文的严谨,是有可能将“子曰”写为“孔子曰”的;但“子夏之门人问交于子张”一段不见于《史记》,应取自《论语》,故王楚宁从此句入手,探求“孔子立镜”所用《论语》的版本。

  西汉时期,《论语》分为《鲁论》《齐论》《古论》三个版本,何晏的《论语集解序》中曾有详述,其中《古论》虽出自孔子旧宅,但其与《鲁论》只是《子张篇》的编次不同,内容上差异很小,故而在西汉时期《论语》的版本实际上分为《鲁论》与《齐论》两大系统。成帝以后,因张禹把《鲁论》《齐论》两个版本合二为一,名为《张侯论》大盛于世,《齐论》佚失于汉末魏晋时期。《论语集解序》提及《鲁论》与《齐论》有三处明显的差异:《齐论》二十篇中章句颇多于《鲁论》;《齐论》有《问王》《知道》,多于《鲁论》二篇;《齐论》与《鲁论》篇次或不同。

  目前海昏侯墓出土竹简五千多枚,其中就有《论语》。定州八角廊西汉中山怀王刘脩墓出土的竹简《论语》是业已公布的距今最早的《论语》抄本。海昏侯刘贺的卒年较中山怀王刘脩早四年,故海昏侯墓中出土的简本《论语》当为至今发现最早的《论语》抄本。并且,鉴于海昏侯墓出土了《知道篇》,王楚宁认为,海昏侯墓出土的竹简《论语》是《齐论语》,意义不可估量。

  那么,“孔子衣镜”上的文字是否有源于《齐论语》的可能?王楚宁认为这个可能性不仅有,而且极大,因为传授《齐论语》的宗师王吉正是刘贺嗣位昌邑王时的昌邑中尉,两人关系密切。《汉书》中所载的传授《齐论语》的宗师有王吉、贡禹、庸生等数位大儒,但只有王吉的事迹最清晰、时间最早、影响最广、名声最大,也只有王吉与刘贺有着长久、稳定的联系,他有充足的时间与足够的地位将《齐论语》传授给刘贺,“孔子衣镜”若亦造于“昌邑九年”或“昌邑十一年”时期,则其上的《论语》内容极有可能来自王吉所传《齐论语》。因此,通过考辨“孔子衣镜”已公布的语句并结合《汉书》等史籍记载后,王楚宁认为,“孔子衣镜”上的部分文字应当来源于《论语》,并且有极大可能源自于失传了1800年的《齐论语》。(付歆欣 记者 徐蕾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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